鱼洞一小的那些年
——我在一所普通小学的普通童年
我的小学时光，大部分是在鱼洞第一小学度过的。那时候大家都叫它“一小”，也有人叫“一校”。那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学校，教过我的老师也都很普通。
后来我才明白，所谓“普通”，并不是贬义。它更像是一种集体命运。我们都生在一个不需要太多选择的年代，学校只是命运分配下的一块小方格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坐标。
我曾经翻到过九十年代初的一本小册子，里面有鱼洞一小教师与校工名录。那上面显示，大部分老师的学历都不高。虽然学历不代表一切，但当一个人其他方面也很普通时，它往往就成了“普通”的注脚。可普通又有什么不好呢？
毕竟，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都如此。
体罚、政治与戒尺的年代
鱼洞一小在当时算不上什么好学校，甚至在家长口中常常是“不得已的选择”。
可即使是一所普通的小学，也少不了一些“传奇”老师。
黄小平就是其中之一。
他教美术，是个年轻的男老师，特点是——狠。那根厚得吓人的戒尺，打在课桌上能发出劈啪的爆裂声。
他体罚的理由五花八门：忘带颜料、画板，甚至画得“不像样”，都可能挨打。那时候，美术课成了最紧张的四十分钟。颜料的气味混着恐惧的味道，连空气都变得不安。
另一位是胡朝馨，教思想品德的。她不像黄老师那样用手中的戒尺，而是用她的思想。她讲课时经常提醒我们——要警惕国外反动势力拍摄我们祖国的阴暗面。
她热衷于那些宏大的叙事：解放全人类、捍卫社会主义、反对资本腐蚀。
可越是讲这些，她就越显得离生活远。那种过于热衷宏大叙事的人，往往对身边的人和事却格外刻薄、自私——仿佛他们的善意，只留给了抽象的人类，而不是眼前的学生。
有一次我们放学后打乒乓球被她抓到，她把我们的球拍没收了。也许是怕我们吵到楼下的毕业班，影响她的升学率。那时我不懂什么叫“KPI”，但能感觉到她心里的那种焦虑：教育变成了任务，而学生成了任务的一部分。
我知道，那时候的大环境就是那样——纪律、服从、惩戒。
可笑的是，他们其实完全可以“枪口抬高一寸”。
但他们偏偏喜欢“突突”，好像打得响一点，世界就能更听话一点。
唯一的亮色
但一小并非一无是处。
我们在低年级就有唱游课。我一直以为这是全国小学的“标配”，后来才知道，连一些一线城市的学校也未必开设。
我至今还记得封老师带着我们唱歌、做游戏的那些快乐时光。那时阳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，映在地板上，空气静静流动，孩子们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。那是一种很单纯的快乐，像是一切都还来得及的年代。
还有每周一次的“第二课堂”。我参加的是美术班的实践课，那时的我们，对“作品”没有概念，只是单纯地喜欢用颜色把心里想到的东西画出来。
图书室虽然每周只开放一次，但是却能看到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之类的书籍。那是我第一次读到“宇宙”“原子”“人类起源”这些词。那时我觉得，只要能走进那间屋子，世界就不再局限于操场和教室之间，而在书页的缝隙里悄悄变得辽阔。
两位班主任
一至三年级由赵老师带，她温柔、耐心，我印象中她极少体罚学生。她懂得用奖励来管理——比如看电影前要背课文，背完的才有“观影资格”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：学习有时也能换来一点幸福感。
四至六年级换成刘邦君老师，她的管理方式比较粗暴而直接。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她因为姚家根、张施正和我没带红领巾，不让我们上课，让我们回家去拿。于是我们集体逃学一天——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“抗争”。
她也打人，但毕竟是女老师，力道比黄小平温柔。她更擅长思想改造。作文课上，她特别喜欢“舔式作文”：不管写什么，最后都要升华到祖国、人民、党。
那时候我写作文已经练得炉火纯青。
记得有一次我写了篇描写团体操的”舔式”作文。音乐老师兼任我们团体操的指导，看后激动不已，还拿给隔壁班的语文老师看。那位老师笑得很灿烂，居然双手抚摸着我的脸，说：“你写得真好。”
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奇异的羞耻——文字的虚伪气味第一次这么近。
可惜，小升初考试时，巴县中学的老师并不吃这套。我语文只得了89分。幸好数学99，自然97。否则我的人生轨迹，可能又会是一条“被作文改变的命运线”。
其他的课与人
低年级的体育老师姓王，同时还兼教其他年级的数学，活脱脱就是后来“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”这个梗的现实原型。
高年级的聂老师则是个讲故事的高手。每逢下雨，他就让我们坐在教室里听故事。《无名牌手表》讲的是林彪集团阴谋夺权，那时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可长大后再读，只剩空洞的政治寓言。
自然课最初由班主任赵老师兼任，她讲得生动易懂。后来换了个沉闷的男老师，上课几乎不管纪律，每次上课，同学们都交头接耳。
有一次期末复习时，他看到我在看星空图，夸我“好学”。我于是认真地把星座一一记下。结果整节课他都没见我翻书（毕竟星座的数量太多，^_^），突然爆发，非要拉我去见班主任。那一刻，我真有点糊涂：不是你刚刚还夸我好学吗？
而那些聊天的同学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也许那天他心情不好吧，整个人突然像被什么按下了开关。
尾声：普通的光
回头想，鱼洞一小从来没有辉煌过。
它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。
但就是那样一所学校，构成了我童年的底色。
那里有戒尺、也有图书；有体罚、也有歌声。
有混乱的课堂，也有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一切都很小，却又真切。
后来我常想，也许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塑造多少“优秀的人”，而在于让普通的孩子，在普通的世界里，仍能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亮光。
那光可能来自一本旧书，一堂唱游，一张星空图。
它微弱，却足够照亮我走出鱼洞的路。